應捷克共和國總統澤曼邀請，習近平主席將于3月28日起率代表團對捷克進行國事訪問。這將是有史以來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問捷克，而這次訪問也被兩國外交界視為是中捷關系67年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實現中捷關系常態化
回顧兩國外交關系的發展歷程，早在新中國成立伊始，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就是第一批與我國建交的歐洲國家。冷戰期間，由于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兩國在很多領域進行了重要的合作，取得了很多廣為人知的成果。冷戰結束后，捷克共和國一度奉行“回歸西方”的外交政策，堅持以西式的“民主和人權”作為對外關系的基本原則，這使其在“一個中國”、“西藏事務”和“人權問題”等方面態度曖昧，導致中捷關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實現突破。
2010年以來，受歐債危機和國內轉型發展的影響，捷克開始逐步確立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將外交戰略的重心轉向“東方”，并積極謀求發展對華關系。2014年1月，由捷克社民黨領銜的新一屆聯合政府上臺執政，隨即，中捷兩國領導人在俄羅斯索契冬奧會期間實現會晤，中捷雙邊關系發展由此開始步入“快車道”。2015年，捷克總統、總理和眾議院議長訪問了中國，中捷合作在各個領域也實現了全面開花。
所以，在此背景下，習近平主席此次訪捷將實現“歷史最好水平的中捷關系”常態化，推進中捷關系在戰略設計、制度框架和優勢領域的全面對接。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夫婦與捷克總統澤曼夫婦合影
在戰略設計上，捷方對習主席此次訪問報以較大的經濟和政治期望，甚至將發展對華關系與很多捷克國家核心利益相互“捆綁”。正如捷克總理索博特卡曾說，中國是捷克的外交“優先”。而我國目前正在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嘗試通過打造融資平臺，推進經濟發展與交通網絡建設，進而為構建有利于我國國家利益的國際秩序“奮發有為”。這與捷克立足中歐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打造中歐地區交通樞紐和物流中心的國家戰略是相互匹配的。這種符合中捷雙方利益的戰略對接無疑為雙邊關系的良性發展常態化奠定了基礎。
在制度框架上，捷克正在嘗試打造通過中歐地區四國集團（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為平臺推進中東歐國家間合作的制度框架，以期能在歐盟內部謀求“話語權”。在今年2月份剛剛發布的《2015-2016維謝格拉德集團年度報告》中，捷克以維謝格拉德集團的“輪值主席國”的名義，提出了與中歐地區的域外國家進行政治合作的“維謝4國+”制度框架（簡稱“V4+”）。這與我國提出的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6+1”的合作機制相互吻合，這種吻合為雙邊關系的良性發展常態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優勢領域上，捷克目前正在政府干預下推進以出口為導向的新型工業化，促進經濟的外向型發展。與歐洲經濟的不景氣相比，中國近年來發展飛速，不僅具有雄厚的資金，而且在基建、航空、機械等產業上具有成熟的技術和經驗；與此相對應，捷克在高品質工業和制造業，以及能源技術方面具有優勢，這為雙方發展經貿互補型合作奠定了基礎。同時中國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發展同中國的貿易有助于捷克產品“走出去”。這種優勢的互補無疑可以為中捷雙邊關系的良性發展常態化注入充足的動力。
對中捷關系應審慎對待
盡管中捷關系的良性發展常態化的趨勢有利于促進中捷雙方互利共贏局面的形成，但是兩國關系“迅猛”發展的背后仍有不少因素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審慎對待，務實應對。
一直以來，有不少觀點認為，中捷關系的突破主要是由于捷方出于擺脫歐債危機的困境和經濟利益驅動的影響，但實則不然，在歐債危機中，捷克仍然實現了經濟的平穩增長，而且從經濟結構依存度上，捷克與德國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從中捷貿易產品的結構上看，中國雖然順差較大，但主要集中在投資品和加工產品方面，是中國公司通過捷克進行物質中轉，拓展與其他歐盟國家經濟往來所造成的。
所以，本文認為，中捷關系在現階段的迅速發展，首先是地緣政治領域的新變化在迫使捷克進行戰略方向的調整。一直以來，作為歐洲強國環伺的小國，歐洲“心臟”位置的地緣環境不僅算不上是一種優勢，甚至更像是一種籠罩在捷克“身上”的天然風險。因而，歷史上的捷克宛如“墻頭草”，被認為是“一有戰事就投降”的國家。受到小國實用主義外交思維的影響，作為中歐地區的小國，捷克始終推行在俄羅斯與西歐大國之間的審慎外交，以靈活的方式平衡與周邊各強國的關系，而非單純依賴某一方：一會以“自由民主”體制產生的所謂“意識形態歸屬感”而接近西方國家；一會又以在歐洲最西端斯拉夫人的身份與與周邊的斯拉夫國家建立聯系（特別是俄羅斯）。
然而，烏克蘭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大背景使得捷克無法再在“俄羅斯與西歐大國”之間做出選擇，轉而將目光鎖定在日益崛起，重視與中東歐地區國家建立新型國際合作框架的中國身上，并試圖借助中國在中東歐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謀求對華建立更緊密的關系，以此在與其他大國的互動中占據先機。目前正在捷克外交部擔任要職的一位捷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就曾告訴本文作者：“捷克國內各方力量在一些涉華問題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雖然在社民黨領銜的聯合政府上臺后通過一系列舉動奠定了雙邊政治互信的基礎，但是，這種政治‘轉向’仍只是實用主義外交哲學的體現。”
其次是在地區合作方面的政治訴求需要捷克與中國進行戰略接近。在經歷了“蘇東劇變”和“入歐融歐”的幾番戰略目標調整之后，捷克找到了一條通過中歐地區四國集團平臺聯合“新歐洲”國家，以實現其地區大國的政治目標。出于這樣的戰略設計，捷克正在積極推動建立中歐地區國家與域外國家進行政治合作的“V4+”框架，即與域外國家的政治合作應基于“四國共識”而非“國家意志”。而隨著中國對歐影響力的增強，特別是中國與中東歐“16+1”機制的設立，捷克新一屆政府有意推進中歐地區四國集團與中國之間建立對話與交流的新平臺，以期成為維謝格拉德集團與中國互動的“代言人”，進而在中歐地區國家對華政治對話中取得“先機”。
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改善并發展與中國的關系只是捷克實踐其地區合作戰略意圖中的重要一環，其重點在中東歐地區而不在中國。雖然認為“捷克與中國正在爭奪對中東歐地區合作機制設計的主導權”有些言過其實，但是從長遠的角度看，“V4+”與“16+1”在制度設計上確實存在一定的競爭性。
最后才是在經濟互利方面的利益驅動要求捷克改變對華的戰略側重。近年來，與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整體態勢有所不同，中國經濟增速雖然略有放緩，但仍處在一個相對高速發展階段，特別是中國“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向西的快速推進，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帶著大量的資金和大批的優質項目開始陸續進駐中東歐地區國家，不僅為這些國家提供了直接就業，還為一些國家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提供了直接幫助，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
中國與捷克周邊的中東歐國家在經濟與社會領域的重要進展，客觀上確實刺激著捷克政商兩界，這迫使捷克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對華意識形態色彩過重，而實質上卻過于空洞的外交戰略。而且，捷克方面還意識到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造跨國互聯網電商，實施優質產能合作等舉措不僅極具戰略眼光，而且可以為捷克帶來豐厚的收益。同時，打造成為中歐地區的“交通樞紐和物流集散地”一直是捷克的國家戰略，吸引中國的企業和資本無疑將有助于這一戰略的“落地”，為此，捷克重要智庫“布拉格國際關系研究所”的戰略報告就指出：借助中方雄厚的資金（尤其是“絲路基金”），以及在基建方面的成熟技術和經驗，打造布拉格成為中歐地區交通樞紐，恰逢其時。此外，中國龐大且極具潛力的國內市場、中國游客強勁的跨境消費能力對捷克都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客觀的講，中捷關系突然駛入“快車道”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影響力增強的結果，而另一方面也是捷克國家利益認知調整，以及大環境變化下的“權宜之計”。畢竟，對于歐洲國家而言，他們更愿意看到的是一個能吸引美國和俄羅斯“火力”的中國伙伴，而非一個強盛而雄心勃勃的中國朋友。如果適時、適度對華的示弱和示好能夠實現這一目的，歐洲人是不會有什么猶豫的。正如捷克有觀點就曾提及：對很多歐洲的政治家說，中國人喜歡拿日本與德國進行對比，以謀求在歷史問題的國際輿論中爭取主動，但其實兩者不同，因為日本可能最終會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來主導亞洲，但歐洲國家無論如何也不會愿意看到這樣的情景。所以，本文認為，我國對捷合作仍應始終堅持務實審慎的態度，最大限度地運用好這段“歷史最好水平”的“蜜月期”，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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